玻璃生产工艺流程

又如，关于个体经济与非公经济的规定，2004年修宪条文与十六大文件一致。

[33] 参见王贵松：《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16]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内容包括行政行为的主旨（即法律效果）、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

[27] 确认行为应当明确的是确认的对象（所确认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事实），因为如果确认的对象不明确，相对人的权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41]  参见王书年诉兴化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苏行终字第00056号行政判决书。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行政行为正是通过在其内容中设定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完成行政任务。程序权利义务则与此不同。因为本案所涉的行政决定书中的理由部分已经提到了这块土地，因此该项行为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明确的。

例如，某行政行为给相对人设定了罚款的义务，如果罚款的数额不明确，相对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推测出来。理论的模糊与制度的阙如使司法实务呈现出诸多乱象，这体现在： 其一，拒绝审查行政行为的明确性。[9] 第二，行政处罚种类较为单一，无法应对行政执法的复杂现状。

[53]譬如，甲、乙、丙构成共同违法的行为，法律规定罚款500元，此时是需甲乙丙三人共同承担500元(一事共罚)，还是甲乙丙三人分别承担500元(一事各罚)。[21]因此，《行政处罚法》修改亦应围绕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这一中心轴而展开。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对此予以明确，立法上可考虑创设如下文本：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职务行为过程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一并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2.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款。

但是，行政处罚法》的制度残缺问题则较为严重。首先，现有处罚种类功能不足。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19]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207页。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摆脱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24]四要件本身的非科学性也已被广泛讨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判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依次进行的。

长期以来，处罚法定原则既是《行政处罚法》中一项不可违背的基础性原则，同时也是被行政机关奉为圭臬的行为准则。其二，修改《行政处罚法》第9-12条规定，将现行的按照行政拘留、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类型进行分类规制的做法，改为按照财产罚、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声誉罚进行分类。但是，立法者基于防止行政处罚权滥用的逻辑，仍然在第8条中采取了详细列举的立法技术，并且还在该条配备的兜底条款中，将新型处罚类型的创设权限限缩在法律、行政法规之上。我们认为，从整体上来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一个违法行为。

以行政处罚类型为例，《行政处罚法》本来完全可以只设计类型化的抽象规则，而不必以8条的方式一一加以列举。在立法文本上，《行政处罚法》30条往往被视为其依据。

[48]《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7]赵鹏：《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风险规制的兴起及其对传统行政法原理的挑战》，《交大法学》2011年第2卷，第48页。

二、调控视角之转变：从行政到私人 控制行政处罚权，除了行政机关的视角，亦有相对人的视角。处罚法定原则要求所有行政处罚决定都必须建立在稳定、明确、清晰、绝对的事实基础之上，尤其是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必须具有可靠的因果关联。行政机关应根据参与人在共同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予以处罚。如果简单套用刑法学的四要件体系，[23]非但存有牵强比附之嫌，同时四要件本身在刑法学界也已经是一种日渐式微的犯罪成立之术。[11]譬如，对于近期出现的高铁霸座男事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应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乘警只能予以罚款，只有严重情形，才可以处拘留。在功能定位上，应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法》的总则角色，从提供行政处罚依据转向统领行政处罚立法，旨在设计框架性规则，重点对行政处罚活动中的共性问题加以规定，从而保证《行政处罚法》的总论地位。

因此，其亦是此次修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47]在立法文本上，典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41] 第二，从体系上来看，程序性规范在《行政处罚法》中已经完成了体系性布置，其符合行政处罚行为的形成过程，从程序层面搭建了一个囊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立体型权力控制格局，确保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制度化，不仅具有文本数量上的优势，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极具涵摄力的程序模型，为《行政处罚法》释放程序规制效果提供了制度保证。按照财产罚、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声誉罚的大类分为五项，然后在每一个类别里进行列举。

但是，这些已经在实践中运行良好的制度，在制定法上却难以找到依据，而必须逐一通过部门行政法加以明确。具体而言，针对上述处罚类型的问题，《行政处罚法》可尝试适度放权，承认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创设行政处罚类型。

[13]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4页。这一条文包含如下三层含义：其一，所谓同一个违法行为，应理解为包括自然的一行为和法律的一行为，这可将连续违法行为、持续违法行为都一并纳入规范。在立法文本中对法律概念加以交代，尽管算不上是主流做法，但在行政法上并不鲜见。(2)应受罚款处罚的、使本条第(1)款所指的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的行为，即使其实施不应受谴责、仍属违法行为。

该条规定：违法事实不清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责任条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即行为人能对其行为有一定的意思决定，因此若其决定从事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即得对其非难，要求其承担责任。

See Laurence Steinberg, Elizabeth Cauffman, Jennifer Woolard, Sandra Graham, and Marie Banich, Are AdolescentsLess Mature Than Adults? Minors Access to Abortion, the Juvenile Death Penalty, and the Alleged APA ‘Flip-Flop，64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3-594(2009). [39]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因此，立法者应将风险预防原则引入《行政处罚法》之中，可考虑创设如下文本：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行政机关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拒绝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对此，耶林曾说：不是损害而是过错使侵害者负有赔偿义务，[34]黑格尔也曾说：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27]只有相对人行为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时，才能够成立行政处罚。

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授权地方立法可以进行补充规定，而不是仅将制度创设权限定在中央立法上。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立法者应当秉持更加开放的立场，主动调整《行政处罚法》的目标预设，丰富《行政处罚法》的规制手段，提高《行政处罚法》的涵摄能力。[2]章志远：《我国国家政策变迁与行政法学的新课题》，《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第5页。因此，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必须重申《行政处罚法》的总则角色，其法律功能应当从处罚依据转向统领立法，提高《行政处罚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要明确《行政处罚法》在央地关系的处理上，应当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制度空间，只做原则性规范，而不宜将权力过度集中。

[3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9、220页。在规范结构上，应考虑从程序法转向实体法，将此次修法重心置于完善和创设实体法条款上，从而丰富《行政处罚法》的控权手段。

所谓声誉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其精神上等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等处罚形式。《行政处罚法》必须以中央立法的姿态逐一去对每一类行政处罚活动表达立场，并形成细致化的规则。

[36]《行政处罚法》第25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具体而言，可以做如下两个方面的改革：其一，修改《行政处罚法》8条的现有结构，对现有行政处罚类型的列举方式进行改革，改为概念+列举的模式。